5月26日， 中办、国办联合印发 重磅文件，再次强调要“完善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推动企业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

　　有人认为，中高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强，但近年来收入受环境影响大，极大抑制了消费能力，因此应着力提升这部分人的收入，方能最大程度恢复消费。

　　从收入角度看，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并不低，为60% ；高于38国的平均58.2% 。

　　要知道的是，可支配收入是税后收入，而我国个税和财产税等直接税低，相比起来，自然抬高了居民税后收入。

　　如果按照“劳动报酬+营业盈余+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占GDP比重，我国为61.3%，明显低于38国平均水平66.3%。这才是反映大多数居民收入的国际对比。

　　这意味着， 少数高收入者拉高了整体数据，多数普通居民的收入占比仍偏低，形成 了 “中高收入者有钱不花、普通人想花没钱”的消费梗阻。

　　但这期间，美国家庭支出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甚至在2000-2005年，家庭支出还增长了5%。

　　因为科技股票一般都是由非常富有的家庭持有，几乎没有任何杠杆。因此股价下跌对富人家庭的支出影响并不大。

　　但房子就不同了，低收入家庭往往更容易以高杠杆撬动房产—六个钱包凑首付、背负数倍于收入的房贷。

　　而那些中高收入群体，可以多付首付、甚至全款，杠杆更低，在资产价格下行时受到的冲击并没有那么大，因此消费能力更具韧性。

　　因此，要真正激活消费这驾马车，本轮“涨工资”的政策发力点，须精准聚焦于中低收入、尤其是低收入群体！

　　提高他们的实际购买力，改善 他们的 资产负债表健康度，是打通“有钱花”到“敢花钱”的关键梗阻。

　　如今年2月，国常会上强调，“要大力支持居民增收，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提升消费能力。”

　　3月，中办、国办联合发布《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被列为八大行动之首，“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被摆在首位。

　　包括 科学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重点工程项目和中小型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工代赈实施力度，扩大劳务报酬发放规模等。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 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 ，完善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今年的调整中，山西、新疆、贵州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档突破2000元大关；福建也在4月，将月最低工资标准各档普涨235元，增幅在11.58%-14.16%。

　　广东则由2300元上调至2500元，其中深圳由2360元涨至2520元，成为当前全国第二高的地区，仅次于上海的2690元。

　　正常来说，按照人社部《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但这些年大家都有压力，不少省份调整周期较规定有所拉长。

　　比如福建，前次上调时间是2022年4月1日，据本次调整时间已有3年之久。新疆，前次上调更是在2021年4月1日，至今已接近4年。

　　所以，本轮多地集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不仅是对过去几年因经济压力而滞后的调整周期的集中“补涨”，更是对高层政策的迅速响应！

　　诸如消费补贴、放宽信贷等举措，虽能形成外部推力，却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居民 “不愿花钱”的深层顾虑。

　　钱袋子鼓了，“不买立省”的保守心态才会转向“敢花能花”；债务负担轻了，“借钱消费”的后顾之忧才会转化为“从容支出”。

　　当下 “提低扩中” 正逐渐 从政策导向变为切实可感的收入增长， 相信 消费这辆“经济马车” ，会尽快 驶上可持续的复苏轨道 ！

(责任编辑：管理)